自拙作《為真道爭辯：在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基要主義運動（1920-1937）》（香港：宣道出版社）於2008年問世之後，我一直希望整理和研究1949年之前中國基督新教基要主義運動的相關機構和人物。這本小書就是沿著這個思路努力的結果。之所以選定湖南聖經學院（湖聖）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對於基要主義運動來說，聖經學校是其最重要的活動平台之一。而湖聖則是一個典型個案。它不僅是基要派的一個神學教育機構，更是基要派事工與活動的一個綜合體。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其福音佈道等事工影響之大與其華人教授團隊實力之強都相當突出，比當時號稱基要派神學教育大本營的華北神學院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近十年前，我得以在洛杉磯拜歐拉大學（BiolaUniversity）圖書館找到了較為完整和系統的相關英文檔案，其中多為當時湖聖與洛杉磯聖經學院（BIOLA）領導層的英文通信。這項研究雖然醞釀和起步較早，但由於我轉換工作，教學和行政事務繁忙，健康狀況等原因，進展遲緩，時斷時續，中文材料的發掘整理尤為不易。其間我雖然也曾發表了三篇相關論文，但直到2019年，蒙我所任教的歌頓—康維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TheologicalSeminary）批給學術假期，我才得以進一步充實材料，最終定稿。在這本小書中，我希望能夠勾勒出湖聖歷史的粗線條，並把湖聖置於國際基要派聖經學校運動的大背景下略作考察與評價。本書的大標題「教會的公僕」經常出現於1930年代《佈道》雜誌所刊載的「湖南聖經學院工作概況」及「招生廣告」，能表達該院的身份和使命。正如我在導論中所言，在我看來，此書只能說是這個課題研究的第一步。切盼此書的問世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學界同仁，尤其是華語學者們對中國基督新教史上眾多基要派聖經學校的關注，一同把此領域的研究推向深入。這也是為什麼我特意選定以中文發表此書的主要原因之一。湖聖自1916年正式在長沙建校，到1952年關閉。它的歷史正好涵蓋了中國基督新教歷史上一個關鍵的時期。就教會的外部大環境來說，中國社會歷經晚清、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南京十年、日本侵華，到國共內戰，見證了十分動盪不安的時代。就教會自身的發展和演變而言，則是本土教會的成熟和自立，從傳教到教育、醫療等各項的事工的成長，多數都可圈可點。尤其是這個時期教會的神學和事工明顯呈現多樣化的趨勢。本土復興運動風起雲湧，新宗派紛紛出現。隨著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在華傳教運動的演變，以及北美教會內基要主義與自由主義（現代主義）鬥爭的激化，中國教會和在華西教士群體在二十世紀初也大致分化為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陣營。雙方圍繞著聖經權威等教義問題和傳教運動方向與重心等議題發生了明顯對立。可以說，湖聖的歷史從多方面反映了中國教會這個時期的一些主要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