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報可以說是金庸的正職，寫武俠小說反而是副業。金庸領導的《明報》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都有深遠的影響力，由上世紀五十年代到金庸退休的九十年代，他在自己的周圍凝聚了一大批報業精英，常有人以《倚天屠龍記》的明教比擬，於是有《明教精英篇》。一九四八年四月，《大公報》香港版復刊，金庸被派往香港。才到香港，金庸時時有一種「溫暖人情」的感覺：「初到香港，最鮮明的感覺是天氣炎熱，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廣東話，想不到在這陌生的城市一住就凡達五十年，大半個人生都在這裡度過。我在香港結婚、生兒育女、撰寫小說、創辦報紙，家庭和事業都是在香港建立的。在《明報》的朋友就更加多了……」、相繼與金庸合作過的《明報》同仁中有老同學沈寶新，和潘粵生同畫文人辦報時代的同心圓，歷任總編輯中還有王世瑜、董橋、胡菊人、潘耀明……個個堪稱香港新聞出版業的大將。後來創辦「香港財經風向標」《信報》的林行止曾在《明報》資料室做資料員，受金庸賞識。長期以來，《明報》副刊的作者大多是金庸的朋友，如董千里、董橋、亦舒、蔡瀾、陶傑等。陶傑是金庸的忘年交，邀請他在《明報》當副總編輯，兼寫專欄……《明報》有什麼魔法使得這樣精英輩出呢？金庸自己作了回答，他說：「人和人之間的同舟共濟、榮辱與共在極端的環境和落難時刻變得分外重要。人生總是漂浮不定的，我們為什麼能夠穩住呢？好像船上有一個錨，我們有最傳統的信條，就是很簡單的，孝順父母、守時、對朋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