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完整出版卡繆反抗系列作品，以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三種不同類型作品展現反抗意志。#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反抗思想是面對對人類所有的壓迫，不管是極權或是瘟疫，最重要的思考與行動解方。#「作品具有清晰洞見，言詞懇切，闡明當代人的良心問題。」——瑞典學院諾貝爾獎讚詞卡繆在他的札記裡規畫其創作預計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荒謬」系列，第二階段是「反抗」系列，第三階段是「審判」，第四階段是「愛」。可惜卡繆在第三階段創作初期便因車禍過世，第三階段的作品只有小說《第一人》的殘稿，完整呈現的僅只有前兩系列的作品。卡繆創作的每個階段的創作系列都是以「小說」、「論述／散文」、「戲劇」三管齊下：小說訴求要有描繪有情節能深入內心，論述要工整有條理可以爬梳資料，戲劇則可以直接呈現情緒、對話攻防、直指人心，以三種不同的類型創作呈現同一母題的思考。卡繆的創作是文學界思想界難得的展現，可以見到作者過不同作品相互討論、延伸、拓展，見識到大師級創作者的多元思考。卡繆在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異鄉人》（1942）、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1942）、戲劇《卡里古拉》（1938）與《誤會》（1944）。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瘟疫》（1947）、論述《反抗者》（1951）、戲劇《正義者》（1949）。「卡繆反抗三部曲套書」：《瘟疫》＋《反抗者》＋《正義者》的出版，是首次嘗試將卡繆作品以他理想中規畫的方式來呈現，還原當年卡繆出發表作品的順序，三種類型的作品互相支援互相辯證，較為完整呈現作家的創作概念。《瘟疫》簡介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逼我們去思考。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也會出現在瘟疫中。面對這樣的瘟疫，人們該奉行的唯一口令是反抗。—卡繆—卡繆的《瘟疫》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每當疫疾來臨，這本書總是最早被拿出來討論的現代文學作品之一。但卡繆不只描寫瘟疫，也將面對瘟疫時人類由一開始的抗拒、否定，之後確認，最後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處境，踏實地將圍困人類的瘟疫加以處理。這太像我們經歷過的一切，先是抗拒疫情，接著否認會大規模人傳人，等到狀況嚴重了，不得不確認遇到大疫，接著才願意誠實面對困境加以處理。經典作品就是有如此的價值，跨越時代反映普世人類，也時時提醒著我們。《瘟疫》的故事描述一九四幾年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城，一位醫生發現城裡有不明的疾病，察覺很多老鼠倒斃路旁，開始懷疑城裡有了鼠疫，上報給政府機關，但政府機關卻不想因此驚動人民，遲遲沒有作為。後來疫情爆發，整個城市封鎖，與外界隔離，小說中的幾位主要角色的邊緣小人物（相對於有權力的官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防疫工作。《瘟疫》的故事展現了認識世界的荒謬之外，必須要站出來加以反抗，才能爭取到自己的幸福。小說裡還提到：「追求幸福沒什麼可恥的，但是獨自一個人幸福，就可能會讓人覺得可恥。」標示出這種對幸福的追求，不是個人小利，而是全體的幸福。《瘟疫》與《反抗者》、《正義者》同屬於卡繆同一創作時期的作品，卡繆在其札記中稱為「反抗系列」，這系列的三部曲作品以小說、論述、戲劇等三種文類，反覆辯證人類與惡對壘的反抗精神，訴求個人認知上的反抗，面對過分的事物要勇於畫出底限，說不。卡繆在一九四〇年創作《異鄉人》時有了寫作《瘟疫》的靈感，當時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法國，他隨著任職的《巴黎晚報》遷移到克萊蒙費朗，再到波爾多，這種被迫逃難、遷徙、被圍困的感受成了他的靈感。《瘟疫》一方面是真實發生在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奧蘭城的斑疹傷寒，一方面指涉的是入侵法國的德國納粹法西斯政權；傳染病讓人類不得不封鎖彼此，對彼此懷疑，就像法西斯政權，也讓原本自由的人們彼此疑忌，在行動上也被限制、被封鎖。這部小說利用一個城市被疾病困擾的故事，表達一個超越於荒謬的反抗願景：在對抗邪惡的鬥爭中團結的可能性，以及友誼和社群的力量。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反抗者》簡介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卡繆—卡繆常被認為是提倡荒謬思想的大師，但這種簡化的描述只搆得到卡繆的創作初期。這位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文學大師，面對世界劇烈變動的景況，無可避免地去探究為何文明的發展卻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他的作品《異鄉人》及《薛西弗斯的神話》思索個人面對生命的處境，因理想和現實的落差造成了荒謬感，以及個人如何面對這種荒謬。對人世充滿熱情的卡繆並不滿足於此階段的答案，他接著更進一步去討論，從個人進到與他人的關係、人類群體社會時，該又如何面對群體生命的挑戰，是更入世、更社會性的思考。《反抗者》是卡繆處理個人與社會群體關係的重要著作，思考著人類社會巨大的難題：人要脫離被奴役的身分，便必須反抗，被逼迫到一條界限時，要站出來說「不」。如果為了反抗不義，是不是可以用盡任何手段？若為了遠大的目標，是不是就該犧牲一切，即使是必須殺人？反抗與革命之後，如果建立起來的社會又形成另一種壓迫專橫，該如何解決這難題？這是卡繆處理對二十世紀巨大的法西斯政權和共產主義專政的思索，特別是後者一度被認為是人類未來社會的希望，在卡繆的時代許多思想家都熱烈擁護，但現實卻證明其墮落，如同卡繆所說的陷入虛無主義的毀滅。而從二十世紀後半的冷戰到今日，人類社會的挑戰還是籠罩在卡繆的這個思辨裡，只是當下盤據人類社會上空的權力幽靈，從政治權力轉為力量更加綿密無孔不入的經濟政治綜合體，帝國的勢力時時刻刻影響我們的生活。從專制體制紓解出來不久的人們，脫離了政治力的箝制，卻又面對了更嚴峻的考驗。為此，思索反抗對當代的我們更形重要，如何反抗但卻不致於形成全面毀滅的虛無，或者避免反抗之後卻建立起另一座牢籠。卡繆的推敲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永恆提醒。《正義者》簡介卡利亞耶夫和他全世界的弟兄們拒絕神化自己，因為他們拒絕剝奪別人生命的過度權力。學習生存與死亡，想要成為人，就要拒絕成為神。—卡繆—《正義者》是一齣五幕的戲劇，卡繆改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黨人行刺謝爾日大公的故事。大學生卡利亞耶夫反對俄國帝制統治，想尋求革命，他與同伴計畫以炸彈刺殺謝爾日大公，試圖動搖專制體制。第一次的行動因為謝爾日大公車上有無辜的孩童在，因而緊急取消，卡利亞耶夫認為即使革命重要，卻也不應該犧牲無辜的人，也與他的夥伴對此產生激烈辯論，討論為了正義的理念是不是可以不擇手段。之後卡利亞耶夫與同伴找到另一個機會，炸死了大公，但也因此入獄。大公夫人前去獄中與卡利亞耶夫對話，要他供出同黨，就可以換得赦免。卡利亞耶夫拒絕了，之後從容就義。他殺了人，雖然是有著更遠大的理念而殺人，但不以此理念為藉口，而以自己的生命付出代價成就正義，戰勝了歷史上種種想要站上神壇的虛無主義。卡繆非常重視這段故事延伸出來的意義，在《反抗者》裡也加以討論。卡繆寫道：「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生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在認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認為暴力是不正當的，殺人是必需，但不可原諒。」「他們認為不得不然的行動，卻又難以自我說服，就想出奉獻出自己來合理化一切的辦法，以犧牲自己生命來回答對自己提出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如同對他們之前所有的反抗者一樣，殺人也就代表自殺，以命抵另一命，在這雙重犧牲之中，或許會滋生出一種價值。卡利亞耶夫、瓦納洛夫斯基和其他同伴相信每個生命都具有同等價值，沒有任何理念凌駕於人的生命之上，儘管他們為了理念而殺了人。他們身體力行這個理念，乃至於以死來實現它。」《正義者》以歷史事實化身的人物，透過情感和對話表現出卡繆認為的反抗精神，標誌出誠實與責任的反抗意識，並非有理念的反抗便可以犧牲他人，唯一可以犧牲的只有自己，這部劇作也是卡繆對於真正的正義反抗所表達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