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海峽兩岸皆對律師典範與制度發展分作宏觀的疏理。台灣代表作是2005年5月出版的《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此書指出台灣律師制度的兩條軌跡，一為日治時期律師制度建立(葉清耀律師與蔡式穀律師為中心人物)，二為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歷經長期戒嚴的萎縮與解嚴後(1987年起)的蓬勃發展(林敏生律師與陳傳岳律師為中心人物)。程騫博士撰寫的《時窮節乃現－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可謂是中國大陸有關律師制度發展的力作之一。不衹在中國大陸勢將興起傳誦的熱潮，對台灣讀者也是一本可讀性頗高的好書。本書文筆流暢，敘事完整，對民國律師的介紹引經據典，深入淺出，是一部有關律師風雲人物的傳記文學，也對律師自治等議題有所探討。本書從華人律師鼻祖伍延芳與中華民國第1號律師曹汝霖開頭，中間伴隨精彩的言論自由案件與政治爭議案件，娓娓道來林百架律師為《民國日報》、章士釗律師為《陳獨秀危害民國案》、張耀曾等律師為《七君子案》辯護的始末。章士釗大律師以嚴格區分言論與行為，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等理論為政治立場不同的好友陳獨秀辯護，被東吳大學法學系選入教材。上述案件對民國憲政的發展與律師實踐公理正義，皆係一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本書亦介紹五四運動中，劉崇佑律師如何為學生周恩來等辯護，工運律師施洋為漢口罷工案被捕而從容就義的事蹟；培養司法官聞名的朝陽大學創辦人江庸律師代理案件，興辦教育與領導律師界的經過；民國時期律師組織以上海律師公會為中心，其領導人物陳霆銳律師推動撤銷領事裁判權，為會員伸冤、維護律師權利、促進司法公正與建立法律扶助制度，此在今日仍為海峽兩岸律師繼續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而陳律師除在律師界執牛耳外，其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皆任教東吳大學法學院，春風教化，惠澤學子。另一綻放異彩的為吳經熊律師，吳律師學貫中西，任教各大法學院，師友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德國法哲學家施塔姆勒與美國證據法學者魏格莫，著作等身，聲譽卓越，其擔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推事時，表現司法獨立，為時人所稱讚。吳氏後入政界，擔任立法委員，為南京國民政府《五五憲章》起草人，誠為法律人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表率。另外，第一女律師鄭毓秀(魏道明之妻)、引發律師界集體抗爭的羅文幹律師，為政治案件辯護的吳凱聲律師、民盟中倡議立憲的沈鈞儒律師與為女權發聲的史良律師，皆有大書特書的一頁。 除了對個別律師的行誼為翔實的介紹，本書末三章亦分對律師公會自治、律師收入及律師業務發展之道加以析述。就律師公會自治言，伍庭芳等人師法西方律師公會自治傳統，建立民主原則的公會，排除國家管控，防止政黨滲透，並以在野法曹自我定位，維護法治與正義。就律師收入言，公會決定最高限額的公費，律師收入較法官或一般公務員月入高。就律師業務發展言，則強調辦案口碑與人脈關係，亦有以報紙廣告宣傳者，但律師公會禁止掮客與包攬訴訟的作法。此就今日兩岸律師制度等相關規章與倫理規範，亦是應加實踐的目標。程騫博士在本書所介紹的律師風流人物嗣後在海峽兩岸紛在律師界、司法界與學術界各占鰲頭，相關制度亦不因其敘述舊事而失其新意。撫古思今，可謂其命維新。 我們這個國家，至少在兩千多年前，就有法律，有訴訟，可以開庭打官司。但是，卻一直沒有，也不可以有律師。所謂的訴訟，無非是原被兩造，在官老爺面前，在兩旁皂隸的虎視眈眈之下，各自陳訴自己的理由或者冤屈。然後聽從青天大老爺的發落。如果不服，屁股上先嚐嚐水火棍的滋味。至於現在電影電視上講得神乎其神的訟師，其實根本就沒這種職業。被人稱為訟師的，頂多是兼職。而且不能公開露面，老實的，不過代寫訴狀，刁蠻的，則可以給想打官司的人背後出點餿主意。這樣的人，一旦被官府鎖定，必遭嚴懲。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攬訟詞，挑撥訴訟者，就是訟棍，這樣的訟棍，歷朝歷代，都是要嚴厲打擊的，輕則流放，重則殺頭。在一個以非訟為道德的社會裡，所謂的訟師，不僅挑戰官府權威，道德上就不正確。中國的土地上，第一次有律師，已經是民國了。清末新政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但畢竟時間太短了。獨立的司法審判體系，對多數地方而言，僅僅在紙上。刑事和民事訴訟法的確立，也僅僅在發達地區做到了原被兩造平等地應訴。鄉紳沒法像過去那樣，拿自己一個名刺，就把欠租的佃戶送官。律師制度，只能等到民國才問世。中國歷史上第一號的律師證，給了曾經在清末做過外務部左侍郎的曹汝霖。這位在五四運動中，被罵成大漢奸的人，在日本學的是政治。但是，清末新政期間，他卻參與過憲政編查館的工作，翻譯過日本和德國的法典，也參與制訂了好些中國的新法典。進入民國，一時間不想做官，當律師，也合乎身份。清末的外務部，位列各部之首，一個副部長做了律師，很給律師長臉。以他在官場和司法界的人脈，沒有官司打不贏的。每次庭審，只要他出席，旁聽的法律學生烏泱烏泱的。出了北京，老百姓找他打官司的人跪了一地。用他的話說，人們是把他當八府巡按了。 曹汝霖的律師生涯不長，很快就復出做官去了。真正領風騷的，是上海律師公會的律師們。做過民國司法總長和代總理的張耀曾，是這個公會的成員，同樣做過司法總長的章士釗也是。而且，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張志讓這些民國響噹噹的大名人，都是上海的大律師。其中沈鈞儒，清末中過進士。 國民黨當家之後，中國的司法改革，有所倒退。以黨代政的立法院制訂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以及稍後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開了民國以言治罪的先河。大批的政治犯，就是在這兩個臨時法律之下，被定罪入獄。好多共產黨人，也就是依照這種法律，被定罪，甚至丟了性命。幸好，那時的上海，還有租界，租界有中外合審的會審公廨。那時由於律師們的努力，好些革命者，就是在這裡，被無罪釋放了。當然，1932年被捕的前中共的總書記陳獨秀沒有這麼幸運。此時的他，已經被他的黨和共產國際所拋棄。但是，一根筋的他卻依然堅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主張，憑藉他那個托派小組織，展開活動。被捕之後，貧病交加的陳獨秀，當然沒有錢請律師。但是，他昔日的好友章士釗律師，卻自願免費為他辯護。當年章士釗在江蘇高等法院上，為陳獨秀所做的辯護詞，已經載入史冊了，問世不久，就成了著名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的輔助教材。看當時報紙記錄的庭審狀況，法官們簡直被章大律師弄得張口結舌，狼狽不堪。儘管，章士釗的辯論，陳獨秀並不買帳。同樣難堪的法庭庭審，還有1936年的“七君子案”，法官在如此強勢的律師面前，簡直就是遭罪。甚至，1946年，南京高等法院審理漢奸案，也遭遇這樣的尷尬。原本法官們覺得審判漢奸，民眾一定擁戴，所以，特別在朝天門廣場直播。沒想到，由於國民黨抗戰勝利後，一系列倒行逆施，大失民心，同時，也由於律師們精彩的駁辯，旁聽席上，直播的廣場上，竟然出現了一邊倒——一邊倒向漢奸被告的現象。 然而，不管怎樣尷尬，怎麼難堪。律師們沒有受到刁難，也沒有人想起會把他們驅逐出庭。包括此前的取證，閱卷，會見當事人，都沒有任何問題。儘管民國的立法機構，炮製了若干完全有違《中華民國約法》精神的臨時法律，作為訓政時期限制個人權利的利器，但是，從清末傳下來的司法改革成果，卻也沒有被廢止。至少，律師們能幹活，而且能把活兒幹得相當好。他們中的好多人，過得也相當滋潤，還成了這個國家一等一的大名人。從清末司法改革算起，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經走了一個多世紀的路，讓我這個外行沒有想到的是，律師有的時候，居然還是妾身未明。影視劇視他們為訟師，他們自己有時也自稱“大狀”，民國律師的風光，也許不足以點醒人們，但至少會給我們提供一些耐人尋味的故事。本書書成，作者和編輯，命我這個外行作序，盛情難卻，狗尾續貂。於是有了上述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