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悲劇是我一生中的重大的轉折，它使我在接下來江澤民統治的十五年裡，把自己、中國知識分子、人民和中國的政治人物視同罪犯。在這種不寬容的反省中，自然也是在各種敵意中，我完成了《災變論》的寫作，它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對自己和整個民族的審判，我希望從歷史深處找到中國不幸命運的根源並在理論自由中解放自己。在二○○四年秋天離開中國之後，我一直同時在寫作《江澤民和他的十五年》及《我是誰——創造、律法與福音》兩本書。《江澤民和他的十五年》是我對「六四情結」的一種告別，是我對自己的最終解脫——人民，你們的領袖我還給你們了；六四死難者和從那裡出來的任不寐，你們的罪犯我交給你們了。《我是誰——創造、律法與福音》，這是我的神學思考，它代表了我對中國的祈禱，包括對江澤民先生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祈禱。今天，我站在這異鄉的土地上，目送著「六四」彷彿遠去的鴿群，我等待著它從陸地深處銜綠歸來。《江澤民和他的十五年》一書結稿的時候，我就寫信給這套叢書的策劃人宋永毅先生和博大出版社，建議該書在二○○五年中國「兩會」之際出版，因為「我瞭解江澤民」，他一定會在謝幕的時候有一次精彩的演出。而這個時候，正是推出拙著的時機。結果的確不出所料，江的最後演出以美國人庫恩的《江澤民傳——他改變了中國》一書的形式出現了。不過隨著合作者葉永烈揭開「中宣部參與創作」的內幕，該演出構成了這位政治丑角最後的醜聞。中國媒體大肆炒賣庫恩的書的時候，不斷有朋友建議我寫一篇批評文章，我說我支持庫恩的結論——江澤民確實改變了中國，問題僅僅在於，這位美國人在中宣部的領導下僅僅強調了一部分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