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劇場、民眾與文化行動被連結起來時，我們面臨了三項提問。首先，民眾是誰？而後，劇場知識人與民眾的對待。最後，這樣的劇場能生產什麼呢？民眾是誰？基本上，可以被劃為兩種狀態。一種涉及法國哲學家傅柯所言的「被當代資本與國家的神經系統所征服或安撫的民眾，到底如何抵抗的問題。」那麼，自外於這控制體系下，具備階級對抗位置的稱作「諸眾」（multitude）的民眾，又如何在劇場中，尋找文化行動的抵抗呢？舉例而言，在一個資源豐富的社區與在備受空汙脅迫下的台西村農民，展開庶民戲劇工作坊與表演，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歷。但，即便是後者，在失喪左眼的台灣社會，仍然很難是一種劇場所帶動的文化覺醒。更多的是底層農民的登台，在大眾傳媒中成為一股另類的風潮，驅動社會開展環境運動是階級運動的討論。這時，滋生了階級處境的思考與實踐方案。並也進一步驅動我們展開田野調查的「蹲點」。我們總是透過「蹲點」，在實際的作為中，開展從自我到他者的參與式觀察。當這樣的作為漸漸讓隔閡消彌，並產生親近的關係時，他者的故事便形成彼此共同的故事。這時，我們開始思考，如何以劇場作為文化行動的可能性。故事，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由說故事的民眾親自搬上表現的空間，稱做舞台。所以，這樣的劇場能生產什麼呢？它能帶來「革命的預演」嗎？或者，較為真實的情境，就是創造「對話」的場域？可以說，在「後革命」年代，雖然革命顯得那般不入當代的鏡頭；然而，幽靈卻因此意欲表現徘徊不去的無所不在。然則，劇場的瞬間表現，並無法容下任何革命的教條。這無論在一個社會或團體的內部如此，就跨越區域所形成的團體而言，應該更是如此。在「革命」與「對話」的辯證中，兩者無法僅取其一而能生產進步的左翼劇場，這也形成亞洲民眾劇場在創造共同場域時，值得參照的核心價值。
